云南茶业的黄埔军校——宜良花 蕾 高志勇宜良，群山环抱，南盘江流经全域，在海拔1500—1800米，北纬25度的独特的亚热带季风性气候滋润下，形成了气候宜人的生态圈，是地球最宜居的黄金纬度。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宜良这块土地孕育了诸多宝贵的自然资源，山泽藏育之处，宝洪。宝洪茶孕育而生，小叶种高香型的特性使其成为云南发展较早的历史名茶，是省级优良茶树品种中为数不多的高香型小叶种茶，也是宜良县域内唯一的小叶种茶。宝洪茶种植的历史，始于唐代，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中国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杨亚军共同主编的《中国茶经》（1992）一书记载：“产于唐代。”《宜良县志》（1998）记载：“县境茶叶熟种系唐初播雄山（宝洪山）僧人引种于寺内，其后扩大种植于宝洪山一带。茶以山名，称‘宝洪茶’”。见载于古籍，据乾隆五十五年（1767）《宜良县志》载：“北乐山在县北二十里。……上有古刹，产茶”。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出现，则要更早，清康熙时宜良教谕王佐才（1685）以《竹枝词》作诗一首：“红薯緑芋紫姜芽，绝胜东陵五色瓜。别有诗料清贡品，云台松子宝洪茶”。宝洪茶因此诗而进入文学作品，就在同一诗题《宜良竹枝词》中，王佐才还写有“朝上岩泉斗茗饮，暮还西浦濯兰汤”之句。清乾隆刘松《洪岭新茶》题诗云：“洪岭春初雨乍晴，携筐试掇鹧鸪英。有香不减卢仝嗜，得味还同陆羽评。采处旗枪怜叶嫩，烹时浥注趁泉新。余生亦苦文园渴，饮罢清风两腋生”。清乾隆我邑进士严烺有《冬夜偕陈淳五陈顺之自坝山抵宝洪寺宿萝月庵》诗云：“禅榻聊探梦，僧传不落杯。山泉浇苦茗，护火拨寒灰”。民国时期，严中英先生在岩泉寺养病期间，日日与宝洪茶相伴，写下“闲栽松竹倦眠花，晓汲山泉夜煮茶”“烹茗添松籁，留云护竹窝”的诗句。抗战时期，民国才女张充和到呈贡云龙庵小住，与宝洪茶不期而遇，惊叹其高香馥郁的滋味，曾作诗云:“酒阑琴罢漫思家，小坐蒲团听落花。一曲潇湘云水过，见龙新水宝红茶”。钱穆先生在宜良著书《国史大纲》期间，也曾偕友人亲入宝洪山购茶，并记录下宝洪山“产茶有名，前清时为贡品”的珍贵史料。进入当代，记述宝洪茶的诗作更是空前繁荣，1986年9月12日，宜良茶厂接待了民进中央常委、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高级茶叶技师黄国光及中央民进对外联络副主任陈秉立等人的视察。当他们品尝宝洪茶、花茶后黄老欣然题词“齿颊留香”。云南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书法家赵浩如老师题诗云《饮宜良宝洪茶》：“嘉木出滇中，其名曰宝洪。香茗沁舌润，回味入喉融。古寺留伽迹，青山复梵宫。我来秋雨后，卧佛现晴空”。2020年末，在宜良宝洪茶院揭牌暨宜良县第一届宝洪茶论坛上，赵浩如老师更题书“滇中宝洪，云茶一珍”。我县著名学者郑祖荣，著书《宝洪茶》，参与宝洪茶诸事，倾心宝洪茶发展，曾撰《宝洪茶歌》云：“宝洪茶出播雄山，引种大唐贤圣僧。香高已久冠龙井，味美诚堪甲碧云”。.......这些诗作、雅事，使得宝洪茶自带书香墨趣，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诗意的境界，宝洪茶成为中国茶史上诗篇佳作较多的一个茶品。宝洪茶出生即为名门，以不算伟岸的躯干，以波澜不惊的姿态 ，在云南茶业发展的每一个时期，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行不改名，坐不更姓，一直以宝洪茶冠名而为世人熟知。它的发展，更在民国时期迎来了辉煌的时刻。民国时期，宜良连接云南首府昆明，滇越铁路纵贯全境，《宜良县地志稿》（1920）记载：“宜良距省一百二十里，山路居多，高下宽窄不等.....自滇越铁路告成.....境内相通之路，由城北十五里至北古城路，皆平坦宽大易行，西至汤池街三十里，南至狗街三十里，两处俱通铁路.....又载：“宜良自滇越铁路开通，以五方商贾云集，商务渐兴，其货由省城来者，则载火车；其由嵩明、陆良、曲靖、路南、澄江等处来者，则用马驮人挑”。对宝洪茶做了如下记载：“茶业：宝洪茶产县治西北宝洪山及江头村、河溪营、蓬莱村、左卫营等处，共有茶树五万余株，每年收茶一万余斤，运销省垣及各县，每斤价银约三角。宜邑以米为大宗，茶利甚微，故无人讲求种植制造。村人每于春季采叶，蒸半熟，将苦水揉去，晒干。每家于山地内种数十株或百余株，并无茶业团体”。当时，宝洪茶区分属宜良路南两地共管，故两县史籍均有记载。民国六年（1917）《路南县志》记载：“宝洪茶，产北区宝洪山附近一带。其山宜良、路南各有分界。茶树至高者三尺许。夏时，采枝移莳，一二年间即可采叶。清明节采者为上品，至谷雨后采者稍次。性微寒而味清香，可除湿热，兼以宽中润肠，藏之愈久愈佳，回民最嗜。路南所产，年约万于余。上品价每斤约五角余。”民国九年（1920）《路南县地志》记载：“茶业：全境只北区宝洪山适宜种茶。原植株数一万二千株，新植四仟六百株。种茶者仅五十户许。因此，茶树不易发长，为妇女副产业，无专于此事者。名称即曰‘宝洪茶’。每年产额余百五十斤，销往邻县，每斤值银四角至五角。无集合团体。适宜栽种之地，惟宝洪山附近，将来茶业生毕业返梓，或可以加改进焉。”因而，宝洪茶作为茶饮“性微寒而味清香”，作为药用“可除湿热，兼以宽中润肠，藏之愈久愈佳，回民最嗜”，茶饮和药用兼而有之，实为宝洪茶“故甚出名”的原因所在。又因交通便利，有距省会最近之茶山，产量较丰，易于入手，宜良必然成为了发展茶叶经济的首选之地。1915年，云南巡按使署政务厅在宜良万户庄朝阳寺创立云南省第一个官办制茶厂，据云南巡按署批据知事详呈验绿茶请设所讲习提倡实业一案记载：“.......查县属宝洪寺一带，旧产土茶，味色均好，惟不知改良，讲求焙制，是以销行不畅，难望出口，昨经知事聘请技师杨世臣改良焙制，实属味香色绿，可望销行......就公捐项下酌筹的款四百元，就县属产茶地方选定万户庄朝阳寺设一官办制茶厂，招生十名，入厂学习，认真教授，俾焙制拣择装饰，均知改良，庶内地得以畅销，将来成装更可以转运出口矣，一俟办有成效，再行另筹的款，详请设立茶业讲习所以谋普及。”至此，云南第一个官办茶厂设立，由此开创了云南制茶工艺改良的先河。1919年6月16日，云南省公署发布第369号训令，指出：云南近年“频兴师旅，府藏空虚”，拟成立茶叶实习所，创办模范林场、兽医实习所、化学制造科等，以增加收入。于是，刚刚从日本留学学习茶专业回国的云南会泽人朱文精、宜良人陈洪畴等人立即受到云南建设厅、云南省农会的重视，决定为他们提供施展所学的舞台。他们首先委派朱文精、陈洪畴等“赴省内各县及普思沿边调查宜于种茶地点，设场实验”。“旋即选获宜良县属上栗者村四周田地约40亩，设置试验场地于该处，并为改良及增进技术计，复在该村望海庙一处，设置茶叶实习所，招生实习，以期改良”。1919年12月，云南省长公署任命朱文精为茶叶实习所所长，陈洪畴为茶业实习所技术人员兼宜良茶业试验场厂长，云南改良茶叶计划进入实施阶段。期间，朱文精“自承办以来，热心任事。教授学科，则尽心讲解，教授实习即以身作则，勤慎将事，从未偷安片刻”，“身兼司、管、教，事事躬亲”。教授茶叶各科，包括茶叶历史、茶叶地理、茶叶概论、茶地选择及整理法、茶种培养法、茶树栽培法、茶芽采摘法、茶树病害学、茶之分析、茶叶经济、绿茶制造法、红茶制造法、茶叶贮藏、茶叶配合包装法、茶品检查法、茶叶贩卖术、茶叶组合经营事例等，课程内容涵盖茶叶生产、制作、销售全领域。实业司“除向产茶区选籽种督工播种外，另一方面令敕产茶各县选送学生入学学习。”1923年3月，“（实业司）电昆明等四十二属（三月二十八日）：催送茶业学生由昆明、富民、晋宁、呈贡、易门、安宁、禄劝、禄丰、元谋、昆阳、嵩明、罗次、澄江、玉溪、江川、曲靖、沾益、陆良、罗平、巧家、鲁甸、摩刍、牟定、盐兴、蒙自、建水、河西、石屏、通海、阿迷、马关、泸西、师宗、丘北、黎县、墨江、大理、广南、姚安、大姚、盐丰。县知事、普思沿边行政总局长览：该属茶业学生迭经省署电催速送在案。现茶业实习所开学上课已久，转瞬时届旧历三月，须即赴宜良实验场制茶、种茶，而该属学生尚未到省，时属玩延。仰即迅速选送，勿再延误，致干议惩。”此番督办，表明了云南政府发展茶业之决心。计至民国十四年（1925）先后六年之间，共计开办三班，毕业学生一百二十余名，“均已分发各县，从事种植”。1922年，宜良县实业所为提倡茶业起见，特组织一茶业讲演，于12月10日成立，12月24日由实业所所长马云翔率领宜良籍毕业生张熚、陈炳华前往江头村讲演，“附近各村绅董及种茶各户，前来听讲者，计有八十余人，演讲词旨殊亦明晰有序。”“应由该知事督饬赓续演讲，俾茶业智识逐渐普及”。学员好学深思，演讲感人至深，提出茶业衰败的原因来自“栽培失当；不知驱除病害；不知改良制造；装潢不加讲求；贩卖失信”。“业茶之人，于栽培制造诸法，墨守成规，故步自封，以致日本、锡兰所产之茶，日盛一时。”表达了复兴茶业之志：“当即以改进吾邑茶业为己任......当陆续出其所学，以与我父兄实力进行，是则区区之意也。”此番讲演涉及产宝洪茶各区域，是由政府组织的对百姓进行茶业改良知识普及的重要举措。另有《临沧县志》记载：民国9年（1920），邑人何进雄前往昆明学习红绿茶制茶法，毕业后于民国12年在圈掌大庙设龙泉制茶厂，培养学工10余人，制出的红绿茶，销往昆明、香港、缅甸等地。至此，云南茶业改良已初见成效。1923年，朱文精将实习所焙制的5种茶样含红茶1份，绿茶4份，分别是橙黄、龙华、凤眉、雀舌、兰叶交实业司，转送上海总商会展览会茶叶审查员胡德馨、陈周、谢蓉斋3位茶叶专家品评，专家们经评定，联合出具了报告书，其中绿茶兰叶“叶嫩味鲜浓”，得分最高，为80分。绿茶雀舌得分78分。红茶橙黄得分70分。“如批七十分者，每担(100斤）约值银七十两，以此类推。”认为茶叶实习所送评的茶叶，无论红茶还是绿茶，茶叶的底子都好，但制法上尚欠精研。而宜良宝洪茶所制红茶，由此诞生，云南红茶的制作工艺也由此而创生。1923年8月，云南实业司发布第681号指令：令宜良县知事张汝骐解送宝洪茶、乌金煤、封送伊瓦特物院教育展览会参展。这是宝洪茶作为云南实业的代表商品首次在国际展会亮相，也是云南茶叶走向外销突破性的一次展会。宜良茶业实验场和茶叶训练所，是现代茶学教育的开端，为近代云南茶业发展培养了第一批人才，成为了茶叶技术骨干培养的摇篮，并在民国云南茶业发展的三十多年间逐渐发展成了云南茶业发展的黄埔军校。附：《茶业实习所头班学生毕业成绩表》1924年，云南省政府向军需局租借昆明牧野山公地近两百亩，建立模范茶园。朱文精先生在这里种植了宜良小叶种和文山的大叶种。同年9月，朱文精又担任了慰农肥料工厂经理。正当朱文精踌躇满志，准备大刀阔斧开创现代茶业宏图之时，1925年，一场大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云南茶业进步的步伐随之而放缓。期间，昆明、宜良的实习所进入留守状态，宜良的留守人员经营不善，茶苗大多枯萎，云南省政府遂于1930年将该试验场裁撤，交给宜良建设局接管。在茶叶实习所存续期间，宜良建设局引进了一些私营茶号设立分号，如复聚号杨家就在宜良设立了分号。1929年8月，复聚号宜良分号生产的宝洪条茶、绿茶雨前云松、曼松茶、白尖茶、瓶装倚邦茶等一起，获得在上海举办的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1932年7月22日，宝洪茶参展美国芝加哥博览会，展期由1933年6月1日至11月1日，共五个月。1937年，中国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茶叶公司）在南京宣告成立。1938年9月20日，中国茶叶公司奉经济部令派专员郑鹤春、技师冯绍裘（滇红之父）乘中航飞机至昆明调查滇省茶叶产销状况。1938年9月21日，郑鹤春、冯绍裘前往宜良考察，郑鹤春于1939年写下《云南之茶叶》一文，清晰记载了宜良茶业发展之状况：宜良县该县距昆明百二十里，因系滇越铁路所经，在滇省产茶区中，交通最为便利，气候土壤，均为植茶。产茶区域大部分在县外第四、第五两区，栽茶面积，约两千余亩，以第五区最多，第四区次之。在第五区者有宝洪山之江头村栽植面积最广；蓬莱洲、夏官营、左卫营、马家营、河溪营、梅家营次之；摇金山栗者村，美女山之邱家庄、万家凹，及平地之楼子营，为数甚少。在第四区者，计有蓬莱山下蓬莱村，蓝家营亦有栽种。全县连路南所产约500担槪称宝洪山茶，以县城江头村为集散地。宜良之茶，且又为滇省之罕见者也。1938年12月14日，中国茶叶公司与云南经济委员会在昆明召开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中茶公司）成立大会。股本双方对等，人员由公司从中国茶叶公司及各省招募。公司地点设在昆明威远街208号。云南省档案局、云南省普洱茶协会2012年12月出版的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普洱茶档案画册《山水茶事别样云南》记载了云南中茶公司成立后的举措：制定了“制造外销红绿茶，开辟滇茶新市场”、“提高划一滇茶品质，维持固有市场”、“俟市场需要增加而后提倡栽培大量生产”三大公司目标。他们抓紧新建茶厂，订购现代化制茶机器，在宜良实验茶场开辟经济茶园100亩，示范茶园20余亩，在顺宁茶厂开辟经济茶园100亩，在佛海茶厂开辟示范茶园100余亩，为规范种植打好基础。中国茶叶公司联合云南省方面成立云南茶叶改进委员会。成立之初，委员会的第一项议题就是设立培养人才的“云南茶叶技术人员训练所”。随后，他们又和云南省经济委员会共同出资，成立“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中茶公司大量招调全国的技术和管理人才，从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征选138名高级制茶技工分配各厂工作，并与中山大学农学院合作引进一批该校茶科的毕业生，安排到顺宁、佛海、宜良三厂，并将宜良实验茶场作为中山大学教学实验基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展云南茶叶调查研究，编印茶叶书刊，为云南茶业培养了现代化生产的技术力量。三个厂的建立，只在宜良开设茶叶技术人员训练所，这是云南茶业发展以来第一所也是整个民国时期唯一一所茶叶训练所，“云南茶叶技术人员训练所”更多由云南省方面主导。它的所长是辛亥革命元老、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教师队伍中，教导主任是清代曾出国考察实业，在祁门设立实验茶场的陆溁，其他教授则以云南省的官员为主，中茶公司经理和高级职员为辅。1939年2月15日，云南中茶公司登报招生，3月1日开学，此次招生共招收学员48人，最终结业的有39人，他们分别来自：昆明16人、中茶公司保送1人、顺宁（今凤庆）3人、宜良4人、墨江3人、云县1人、澜沧1人、宁洱（今普洱）1人、缅宁（今临沧）2人、景谷3人、景东2人、澄江1人、林务处保送墨江籍自费生1人。实训所学员名单昆明考取学生：张鸿源 李超宗 李思齐 周光泽 王问孝 蒙有志 陈兆昌 杨本恭 王有能 袁治国 杨立坤 江 现 张庚年 彭 䧕 马运华 杨 武中茶公司保送：王正生顺宁（凤庆）考送：王希农 魏耀宗 李 义宜良考送：刘志齐 李 伟 杨 镛 郭汝槐墨江考送：王树清 万 澄 段容鑫云县考送：王本徐澜沧考送：郭开煜宁洱考送：王忠能缅宁（临沧）考送：彭继古 游文彬景谷考送：刘开舜 张绍儒 张绍文景东考送：程书城 谢昌华澄江考送：黄玉书林务处保送墨江籍自费生：庾恩泽训练所的地址最初选在朱文精和陈洪畴在昆明东郊大麻苴创立的省立第一茶叶试验场，由于省立第一茶场茶树较少，制茶只能是实验室性质。而这批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改造旧有茶区、实地指导茶农、促进外销型茶叶生产，因此，他们必须找到更适应于云南茶区实际，更接近大规模生产的办学地点。1939年4月16日，茶训所搬到符合这一条件，又离昆明较近的宜良下栗者村香林寺，继续开展教学实践。云南茶叶技术人员训练所为云南省制茶地区实训48人，有39人经考核合格，按每厂（顺宁、佛海、宜良）13人分配到茶厂实习，这是茶训所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学员，是在抗战大潮之中培养、储备茶叶人才的有益实践。时空链接中，我们回望在宜良这块土地上创办茶业黄埔军校的茶界专家们，他们每个人在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为云南茶叶的改良带来了突破性的创新，使得当时云南茶业制造不精，出口日愈滞销的局面起死回生。1938年，中国茶叶公司将宜良宝洪红茶与祁门红茶、顺宁（凤庆）红茶作了品质比较，祁门红茶在色、香、味上，品级结果为乙上、甲上、甲上，宝洪红茶则为甲、甲、甲，并称秋茶已较宁红为佳。由此看出，宝洪红茶从1920年问世到中茶公司成立近二十年间，其工艺和品质已达到了国内较高的水准，为云南茶叶外销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1939年，宜良、凤庆所制红茶大样航寄至伦敦、香港、上海各地。5月，中国茶叶公司香港分公司转来伦敦哈里逊公司对宜良茶场红茶的评价，当时香港分公司提供了两种茶样，伦敦哈里逊公司专家品鉴后认为，甲种茶火味太浓，乙种茶液质颇佳，既具有国茶固有的品质，亦复有锡兰茶的风味。6月，伦敦查尔斯·霍普森公司回函中国茶叶公司香港分公司，称分公司所送宜良茶场试制之红茶样本，经检验“制造颇精，似应列为上品”，在英伦市场上大约每磅可售2先令。7月7日，宜良制茶所所制红茶、绿茶装盒，函托昆明中国国货公司代为经销。红茶使用胜利商标销售，绿茶使用建国商标销售。7月9日，云南中茶公司顺宁茶厂、宜良制茶所生产的红绿茶开始在中国国货公司发售。1939年12月，所长张邦翰（前排左五）、实业合作银行总裁刘肖庭（前排左三）、教导主任陆溁（前排左四）、俄国专家、宜良县宋县长等来宾参加了毕业典礼，共同见证了茶业黄埔军校的成长并合影留念，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在茶叶实训所两年制的艰苦学习和大密度的实践中，学员们积累了丰富全面的茶学技术。抗战胜利后，内地技术人员和工人纷纷离开云南，这些学员有的成长为茶叶公司和各茶厂的骨干，部分茶训所学员成为了新中国茶叶的业务主干。1939年3月，云南省立师范学校毕业的张鸿源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茶训所，12月，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随后，他和同批学员王正生、张绍儒、张绍文、郭开煜、刘开舜、周光泽、王忠能等一起分到佛海茶厂实习。一年后，张鸿源转正升任职员。1942年，他和范和钧一起撤退回昆明云南中茶公司。抗战胜利后去往湖北教书，昆明解放后又回到了茶叶行业，先去下关茶厂，随后参与建设临沧茶厂工作到退休。其中，同行的王正生1943年2月1日调任中茶营业部工作，办理会计事宜，王正生一生都在从事茶叶事业，后从北京中茶总公司退休。同一批学员中，还有凤庆学员魏耀宗，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凤庆茶厂的业务骨干；林务处保送墨江籍自费生庾恩泽，是曾任昆明市市长（1929）庾恩锡的堂弟，1937年，庾恩锡在墨江景星成立兴华茶厂，拟定种植茶树43万株，由于山地条件恶劣，至1941年仅仅存活了30万株。1942年，从云南茶叶训练所毕业的庾恩泽带着两个技师来到茶厂，按董事会的要求清点成活茶树株数，同时筹划工业化规模生产事宜。于当年做出茶叶7驮（每驮60千克）茶叶，运往昆明销售回笼一些资金，同时向董事长庾恩锡汇报资金困难一事，不料，庾恩泽却将卖茶所得挪去操办了自己的婚礼，成为了茶训所学员中的笑谈。1940年1月，除茶训所分配的13人外，殷葆良从宜良带领来自全国各地的90余名茶工，徒步35天，于2月27日抵达佛海茶厂，参与佛海茶厂的建厂。90余名茶工中，宜良人有解怀文、文古宗、孔繁有、顾时新、董秀英、孔赵氏、文蔡氏、顾时新、蓝树林、段积德、李喜、苏士、邱家福共13人，其中，董秀英、谢怀文、文世宗、李喜在茶厂初建中担任了竹工、木工和揉捻技术人员，用自己的勤奋努力、精湛的业务技能为佛海茶厂初建做出了贡献。他们4位的名字也永远的留在了佛海茶厂（勐海茶厂）的建厂纪念碑上。在民国成立37年的历史中，从1919年云南茶业实习所成立到1939年云南茶叶训练所创办，宜良宝洪茶以及望海庙、香林寺成为了云南重振茶业经济的摇篮和黄埔军校。茶叶实训所的成立，吸引了大批国内著名的茶界专家，朱文精、陆溁、童衣云，他们当中大部分或专门出国学习茶业技术或曾出国考察各国茶业发展，用毕生所学投身于云南茶业，成为了云南茶叶改良与茶业经济重振的引路人，也是云南茶业黄埔军校的奠基人。他们当中，有为云南茶业发展呕心沥血，英年早逝，使得云南茶界痛失英才，扼腕叹息之人！也有在茶叶实训所结束后，继续投身于云南茶业的发展大潮中诸多的茶界专业人才。朱文精，字映楼，会泽县人氏。1913年，他参加了赴日留学生选拔考试，以总平均分41.05分的成绩考取（当场最高分为57.08分），成为留日预科生。朱文精到日本后，刻苦补习语言，不到半年，他就考取了日本农商务省制茶部，同去学习的还有宜良人陈洪畴。朱文精、陈洪畴也就成为了中国最早的研习茶叶的留学生。在他们毕业后，1919年浙江派遣的后来被尊为“当代茶圣”的吴觉农和著名种植专家葛敬应二人才成为第二批中国研习茶叶的留学生。1918年，赴日留学归来的朱文精先在安徽省立第一茶务讲习所任主任教员。他自编教材，讲授茶叶地理课程。年底，朱文精回到云南，受到云南督军兼省长的唐继尧嘉许。1919年，云南省公署选派留日回国的朱文精、陈洪畴附宜良、阿迷（今开远）一带调查宜茶地点，并赴普思一带调查茶叶情况。当年2月，云南财政厅先行发给朱文精、陈洪畴二人每人旅费100元，开始着手调查事宜，云南茶叶改良计划由此二人着手启动。12月，云南省长公署任命朱文精为茶叶实习所所长，陈洪畴为茶业实习所技术员兼宜良茶叶实验场场长，云南改良茶茶业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实习所先后培养3个班的学生毕业，为近代云南茶业发展培养了第一批人才。1920年10月，在了解云南茶业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朱文精与陈洪畴共同拟写了制茶厂开办计划书，并对经费作了概算。他们认为，建设工厂的地点与原料、交通、关税、人口、市价都有关系。关于原料，认为云南产茶最多的地方是思普一带，“猛（勐）海、易武、漫乃、漫撒、猛（勐）腊、优乐、倚邦、猛（勐）遮八大茶山，名为八大茶山，每年出产8000余担（每担100斤）”，“其中猛（勐）海除了产茶最多，约占3000余担”。猛（勐）海除了产茶最多外，还有人口户数多，人工费、生活费、薪碳费低廉的优势，比较适合建厂。并且，他们对建厂开支及可能取得的经济效益做了初步估计，认为勐海生叶多，可扩大生产，如果情况好，景谷、缅宁（临沧临翔区）也可开办制茶厂，利润亦相当可观。朱文精、陈洪畴对在勐海设立茶厂的规划，论证充分，切实可行。但因为当时云南地方财政有限，并没有付诸实施。及至1939年，云南中茶公司在勐海创建佛海茶厂，与20年前朱文精的想法不谋而合，印证了朱文精的独到眼光和专业超前的谋划。1924年12月10日，朱文精到宝洪山调查土质气候，为推广种茶寻找合适地点时感染风寒，于1925年1月29日与世长辞。朱文精临终之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茶业。他把学生叫到病床前，叮嘱了三件事：一是第三班的学生还有一学期，应继续求学，以终学业，不要辜负政府“三令五申从各地征调学生受训的美德”；二是希望将来各位学生毕业回籍服务，整理茶业，勿见异思迁；三是宜良实验场及大麻苴茶园请政府永久维持，三年即收成效。最后他有一个愿望，希望死后能埋葬在昆明大麻苴山地，每天看着茶树生长，看着茶园取得成效，“如是，则文精死之日，犹生之年”。陆溁，字澄溪，江苏人。1905年，由清政府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周馥派遣，赴印度、锡兰考察茶业，任书记。回国后将考察经过写成《乙巳考察印锡茶务日记》一书，对印、锡茶业作了较详细的描述，同时对中国茶业出口的现状作了痛心的分析：“中国红茶如不改良，将来决无出口之日”民国初年，他在祁门设立茶业试验场，试用手摇机械生产红茶。祁门茶厂是中国的第一所国立茶场。1939年，他受云南省政府之邀，主办云南茶业技术人员训练所，担任云南茶业训练所教务主任，他还兼授制茶法、滇茶概论、茶叶检验、茶叶经济等课程，并组织学员进行茶叶实践、等高线策划、害虫清点、训练所周围茶叶调查，印度、锡兰、祁门茶之技术特点和坏茶补救等实操课程，用现代而实用的教育理念和重视实践的科学方法，培养了39名茶叶技术人才，分派产茶各地，改良制茶。1941年，云南茶业技术人员训练所结束，担任云南茶业公司主任的陆溁，受老上司原农商部部长腾冲人李根源和腾冲名人刘楚湘之邀，前往腾冲进行植茶调查。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包括：培训学生，集资建立机械化、半机械化茶厂，去茶区添办茶种，自制堆肥、绿肥，茶树之间间种其它作物，兴办农村合作组织，同时用已经栽种成功的龙川茶试制绿茶、红茶、乌龙包种茶等，以探究腾冲究竟适合制作何种茶叶。1941年，陆溁利用腾冲的春茶制作出红茶、绿茶、乌龙茶、白毫茶等受到各界人士的赞许，给当地的士绅很大鼓舞，筹组“腾越民众茶林业公司”，由于腾冲华侨众多，资金比较充裕，公司的筹设是成功的，然而不幸的是，1942年春，日寇攻陷腾冲，公司即被扼杀在襁褓中，茶叶救国之梦破灭。随后，他去往重庆中茶总公司述职，并加入复旦大学农学院茶学系，任茶叶审评教师。解放后，腾冲人民发展了磨锅炒茶的技术，又大力发展普洱茶、红茶生产，茶叶蓬勃发展起来，延续了当年陆溁的发展茶叶经济之梦。童衣云，江苏人，曾在安徽祁门茶叶改良场、福建工作，1939年与冯绍裘赴滇参与顺宁茶厂建设，任技师。1940年宜良制茶所改名为宜良实验茶场，3月3日，宜良茶厂改为小型茶厂，童衣云调宜良茶厂任厂长，1942年1月6日童衣云兼任复兴茶厂厂长。童衣云任职期间宜良所产红、绿茶产量大幅提升，宜良的外销茶叶渐成规模。1942年，因战事原因，顺宁、佛海茶厂先行遣散，后宜良茶厂也结束业务，童衣云专任复兴茶厂厂长兼保管宜良茶厂事宜。后童衣云结束云南中茶公司工作回到福建农林部中农所茶叶试验场，一生从事茶叶工作，并于1947年写下了《云南茶之产销》，从产区分布、植茶情形、制茶状况、滇茶成品类别与产量、运输情形及云茶市场、云茶市场及买卖情形、云南茶叶之特质做了详实的记录与思考，提出“倘滇缅铁路完成，通过产茶区，交通充分便利。而有大规模之现代化茶厂，成本能低于饮锡茶，产品能保持优越标准，则可以异军突起于国际市场矣。”童衣云先生身居闽地，心系云茶，始终对云南茶业寄予厚望，用心良苦，以发展国茶为己任，爱国之心溢于言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从1915年（民国4年）第一个官办茶厂创办到第一个茶叶实训所成立，从第一份红茶试制样品送评到第一次参加世界博览会，从培训制茶人员到为茶区输送人才再到建设茶厂，宜良都为全省乃至全国输送了茶叶技术最为全面的人才。民国时期是宜良茶乃至云南茶发展的重要时期，宜良在整个云南茶业发展中都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了云南近代茶业人才培育的摇篮与黄埔军校，为整个云南乃至中国茶业史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为云南茶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2026年06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