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说法，现在普洱茶界比较认可的观点，大致是易武、倚邦、蛮砖、革登、莽枝和攸乐。除攸乐茶山现属景洪市管辖外，其他5座均隶属勐腊县，其中倚邦、蛮砖、革登、莽枝均在象明彝族乡境内。
象明乡是西双版纳州唯一的彝族乡。所以，尽管明清时期不少来自四川、江西、湖广，以及云南省内石屏、元江等地的汉人大量进入到六大茶山，但经过上百年时间的洗礼，他们早已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习俗，与村寨、茶山融为了一体。现在如果有人再到这里宣召古老汉族的后裔，村民都会告诉你说，他们是彝族香堂人。
古六大茶山种茶最早始于何时，现已很难考证。按清代道光年间编撰的《普洱府志·卷十二》中“六茶山遗器俱在城南境，旧传武侯遍历六山，留铜锣于悠乐，置铜鉧于莽枝，埋铁砖于蛮砖，遗木梆于倚邦，埋马蹬于革蹬，置撒袋于慢撒。因以其山名慢枝、革蹬有茶王树较它山独大，相传为武侯遗种，今夷民犹祀之”的记载，当与孔明不无关系。但这段记述认真不得，权当是民间传说或文人附会就好。
综合各种史料记载，至少到明代中期，倚邦一带就已经茶园成片。明隆庆四年(1570)车里宣慰使划分十二版纳时，六大茶山因为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被合为一个版纳，通称“茶山版纳”，办事机构就设在倚邦。所以从明庆隆年间到清光绪末年，倚邦一直都是茶山版纳的政治文化中心和行政主管地。清雍正以前六大茶山是车里宣慰使司的领地，雍正七年(1729)普洱府正式设立后，经改土归流，六大茶山划归普洱府管辖，由此迎来了更为辉煌的历史。这其中，有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叫曹当斋。
曹当斋祖籍四川，祖父曹大洲在康熙初年到倚邦一带经商运茶，并在倚邦安家落户。刚开始，曹当斋只是倚邦土司下的一位中低级武官，因协助清政府改土归流过程中平乱有功，被封为土千总，后来又成为六大茶山的管理者。他倾心发展倚邦的茶叶生产和贸易规模，制定对茶山的管理条例，整修道路以利商人进入倚邦采购贩运茶叶。在此期间，四川、江西、湖北，以及云南的石屏、元江等地大量汉人，也开始进入倚邦种茶经商。
随着汉人的进入，中原文化也随之传入倚邦和六大茶山。乾隆十四年(1749)年，倚邦建起了关帝庙、川主庙、财神庙、江西会馆、石屏会馆等场所，并在呈龙脊背状的倚邦山梁上，用石板铺成了三条丁字形的石板街道，正街因形似龙脊，又有人把倚邦街称为龙脊街。
到乾隆中期，倚邦茶山的茶园一片接着一片，从补元江边一直延伸到习崆山，总面积超过了2万亩。仰仗交通的便利，到倚邦的商贩和马帮纷至沓来。良好的交易环境，使倚邦商号林立，并迅速发展成以茶叶交易为主，其他生活日常用品为补的商易集镇。
倚邦还是当时陆路通往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的咽喉要地，不仅是普洱府的贡茶采办地，也是朝廷扼制南疆的军事要地。
动荡中走向衰落
普洱茶因具有“性温、下气、消食”，以及“性温味香，异于他产”的特点，至迟在雍正年间被列入贡茶。随着普洱府的正式设立，以及改土归流的成功，在普洱贡茶的诱因下，普洱茶开始名噪一时，六大茶山也迎来了蓬勃发展。
檀萃在《滇海虞衡志》中，称六大茶山“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然而生产普洱茶的六大茶山，在1840年至1949年间产销量却出现了大幅下滑的趋势，虽几经沉浮但最终还是走向了衰落。据1951年初的调查显示，“因茶叶销路日滞，致使遍地茶山，任其荒芜，近年产量仅为数百担”。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普洱茶最初为藏销。雍正十三年(1735)，云南“始定茶法”，由户部每年颁发茶引3000张，每张载茶32筒。也就是说，除按例上贡外，每年允许商人从集散地普洱府所属思茅厅，采办3000引普洱茶经大理托运至藏区销售。乾隆年间增加到5000引，嘉庆年间增加到10000引，从中足见普洱茶贸易的日益发达，以及茶山的兴旺发展。
然而在1853-1876、1856-1873年间，云南境内先后爆发了由李文学领导的哀牢山区彝族起义，以及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等反清运动。前者控制了思普边区的进出要道、关哨，后者则先后攻陷了除省城昆明及曲靖、东川、昭通之外的云南各州县。普洱茶运销的北上道路受阻，普洱、思茅一带复于清同治元年(1862)被起义军占领，产销顿形减色。
清代末期，普洱茶已经在四川、湖北、江苏、北京等省市热销，特别是四川已经成为普洱茶的主要销区之一，每年运销达1400担。到民国初年，云南地方不靖，兵戎四起。护国运动、川滇黔军阀混战相继爆发，百姓生灵涂炭，入川道路受阻。
六大茶山毗邻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等国。从六大茶山出发，沿红河、澜沧江水路可达越南和老挝，另有多条陆路可以抵达各国境内。这些边境地区，大多是同种同源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边民间过往甚密，茶叶、棉花、盐布等边境贸易一直以来较为繁荣。但在19世纪下半叶，英法两国入侵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实行殖民统治，20世纪40年代日军入侵这些国家，都给普洱茶的外贸和俏销，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事实上，清代、民国时期，六大茶山一直遭遇兵乱、火灾等的影响。1885年，李熙龄在《思茅厅志·课程》中称：“自兵燹(杜文秀回民起义)后，六茶山砍殁殆尽，产茶稀少，商贩零星。”20世纪20年代，曼乃、倚邦等地屡次发生大灾，大部分茶树被焚毁，茶叶产量急剧下降，不足原产量的一半。
对倚邦老街来说，最致命的打击来自于一把持续了三天三夜的大火。1942年正月，因为民国政府当局征税重于往年，攸乐茶山曼卡寨老四号召各受压迫民族反抗汉、傣两族的统治，得到镇越(今易武)、佛海、思茅、越南等地瑶人、阿卡的响应，火烧倚邦街。时任云南省民政厅督导员的张杠，在1944年1月12日的考察日记中写道：“……行40余里抵倚邦。有茅屋三四十栋，萧条荒凉。在民国十六七年，该地年产茶叶2000余担，有人口120余户，皆瓦屋，设象明县，有土司衙门。
土司曹仲书，改土归流，至今担任保长职务，尚有巍然雄伟石屏会馆。于三十一年(1942)3月被瑶、卡500余人攻陷，将一切房舍烧毁殆尽……”同年3月，张杠在报告中称：“三十年(1941)9月，车里(今景洪市)攸乐叛变，至三十一年2月，蔓延该县(镇越)，有36寨参加，集合叛民二三千人，烧毁倚邦街子。”
除此之外，货币混乱与贬值使得茶商无利可图，再加上茶区不时地发生瘟疫令人口剧减、茶园荒废等，也是近代六大茶山衰落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