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普洱茶在易武时代的兴盛，又因为战争爆发的原因，易武茶业走向衰落。以及易武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以及现在易武茶马古道的文化符号；如古茶园、古茶座、古民居、公家大园。
易武是六大茶山之一，六大茶山是享誉中外的“普洱茶”的原产地，而易武更是种茶、制茶和销售茶叶的中心。宋朝时，当时六大茶山所产的茶叶已远在广西进行茶马交易。据史料记载，明代以来，商贾、民众出资出力修路架桥，开辟茶马古道。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辟易武至思茅主要通道，普洱府向清朝廷上贡的“女儿茶”，也是从这条驿道运出。道光十年(1830年)，在磨者河上首建永安桥，连接易武和倚邦。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修建由易武经倚邦至思茅的茶马古道。从此，普洱茶内销思茅、元江、石屏、昆明等地，一部分销往西藏。
西双版纳是普洱茶的发源地之，随着茶产业的兴起，茶马古道应运而生。易武作为古代六大茶山茶叶的集散地，历史地成为了茶马古道的起点之一，形成了以易武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的格局，分别通向北京、西藏、泰国、老挝、缅甸、越南和印度。除了进京和进藏的2条线路外，其余都通向了毗邻的国家。有一条拥有悠悠近2000年历史的古道，起源于西双版纳，也一度延伸到东南亚以及南亚，它不仅见证了普洱茶贸易的盛衰，更推进了古远的民间国际贸易。云紫轩普洱茶。
易武盛产茶叶，乃普洱茶古代六大茶山之一。随着茶叶产业逐步兴旺，明清时期，商贾、民众集资投劳修路架桥，开辟茶马驿道。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开辟易武至思茅的古驿道，全长535华里，是六大茶山通向思茅、普洱的第一条石板铺就的“茶马古道”。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修通由易武经倚邦至思茅的青石块铺成的道路，路面宽3～4尺，全长470华里。民国年间，历任镇越县长下令各区、乡组织义务民工整修，以县府治所易武为中心，通往各区、乡的便道。至1949年，易武通往国内主要驿道有7条，总里程2875华里。通往老挝的有4条，总里程1480华里。由于年久失修、交通改道等原因，现在只有少部分残留下来。如今易武乡境内尚且保留的青石板茶马古道有19段，总长10617米左右。
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大量汉人进入易武经营茶业，使易武茶业市场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许多茶庄纷纷停业，易武茶业走向衰落。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普洱茶再次名声鹊起，沉寂多年的普洱茶传统加工作坊纷纷涌现，传统制茶工艺继续传承。
易武茶马古道形成原因
唐人樊绰在《蛮书》中曾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银生城”指的是唐南诏所设的“开南银生节度”区域，辖今景东、景谷、普洱，西双版纳。成书于清嘉庆时期的《滇海虞衡志》记载：“普洱茶所属六茶山，一日攸乐、二日革登、三日倚邦、四日莽枝、五日蛮专、六日慢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足见当时茶业之盛。道光及光绪本《普洱府志》，则以攸乐、倚邦、莽枝、蛮湍、慢撒、易武为六茶山，去革登而新增易武，革登茶业产量，当时可能已衰落，由易武取而代之。易武海拔较高，最高处达2000多米，产茶各山，干季期间，晨雾甚浓，日中方散，雾凝如雨，茶树赖以滋润，茶质优良。据当地人的讲述，易武土著民族在东汉末年将野生茶树引为药用，并从药用变为饮料，发展成主要的经济作物，投入市场交易，但没有史实可考。
然而，易武在唐朝时开始大量种茶，却有据可依。据李石续《博物志》，认为“茶出银生诸山，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樊绰《蛮书》约成书于唐懿宗咸通四年，后于《茶经》面世一世纪，此当为易武产茶的最早记录。易武茶业经唐、宋两代的发展，已成为当地的主要经济作物，形成茶产业。到了元代，因为战争和疾病的危害，土著村寨大量迁并，人口逐年减少，茶业也随之衰落。明朝茶业有所恢复。明末清初，内地人看到易武土地肥沃、气候宜人以及发展茶业的巨大潜力，相约迁居易武，特别是石屏人大量迁居而来，掀起了“奔茶山”的热潮。石屏人迁居易武后，不仅恢复了荒废的茶园，还新垦种植了许多新茶园，使易武的茶业开始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有名的万亩茶园和万担茶的主产区。茶叶的加工也从加工散茶转向加工成型茶，分别制成元宝茶(七子饼茶)、长方形茶砖(砖茶)和团茶。其中以圆形饼茶最为出名，曾一度扬名海内外。茶成为易武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清嘉庆至道光年间，茶业发展达到了顶峰。据李拂一先生著《镇越县新志稿》载：“清嘉庆、道光年间是六大茶山最辉煌的时期，易武茶山年产晒青毛茶7万担，最高时达10万担。”茶业的发展，使当地人民的生活逐渐富裕起来，呈现出盖楼房、建寺庙、办茶庄、开店铺、办学堂、筑路架桥的兴旺发达景象。至今还保留有大量的古茶园、古建筑、茶马古道等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