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拂一先生1939年写的文章《佛海茶厂概述》中记载到：佛海茶叶制茶，计分初制，再分两次手续。土民及茶农将茶叶采下，入釜炒使凋枯，取出于竹席上反复搓揉成条，晒干或晾干即得，是为初制茶。或零星担入市场售卖、或分别品质装入竹篮。入蓝需湿以少许水分，以防齑脆。竹篮四周，放以大竹（俗称饭笋竹）一人立蓝外，逐次加茶，以拳或棒捣压，使其尽之紧密是为“筑茶”，然后分口堆存，任其发酵，任其蒸发自然干燥，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此项初制之茶通称曰“散茶”。制作商收集“散茶”分别品质，再加制为“圆茶”、“砖茶”及“紧茶”。
同一文章中，李拂一先生又写到了紧茶的制作，“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茶底之外曰“二盖”，黑茶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如制圆茶一般，将各色品质按一定之层次同时装入一小铜甄中蒸之，其柔软，倾入紧茶布袋，由袋口逐渐收紧，同时就坐櫈边沿照同一之方向，轮转而紧揉之，使成一心脏形茶团，是为“紧茶”。“底茶”叶大质粗须剁为碎片。“高品”须先一日施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以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数日之后，表里皆发生一种黄霉。藏人自言黄霉之茶最佳。
（ 注：发酵工艺，湿水—入篮—筑茶—分口堆存发酵）。
李拂一先生明确的结论是：所以遵绿茶方法制造之普洱茶叶，其结果反变为不规则发酵之暗褐色红茶矣。但疑问，不规则发酵是如何不规则，是指多次发酵，还是篮中各部分发酵不规则？暗褐色红茶，是指干茶暗褐色，汤色红，还是叶底暗褐色，汤色红？
可以确信的是，解放前“散茶”指的是装篮发酵茶。
2010年9月7日晚9时，李拂一先生于台北过世，享年109周岁。
作为一个普洱茶历史的研究者，惊闻此讯，一种悲痛、失落、空洞的感觉充斥内心。毕竟，李拂一先生是我们和遥远的清朝、普洱茶的过去、金三角那个混沌时代的时空连接点。他是大清边疆最后的见证人，是普洱茶雄起的缔造者，云南合作事业的实践者，是金三角这个边境怪胎的助产士，是勐海茶厂主任，是企业家、政客、学者、民族文化的传播者……
我们所推崇的普洱老茶，有很多就是经他的手运到缅甸、泰国的。有他在，我们的茶喝得很真实，普洱茶的历史也很鲜活，他的逝去，将这种真实感带走了，历史走入了干瘪、枯燥的文献状态。
茶寿人生
李拂一先生祖籍广西，其父1898年来到云南，1901年十月初三（公历11月13日），李拂一出生于云南普洱县（今宁洱县）。
其实，拂一并不是李先生的名，他原名李承阳，字复一，拂一是他的笔名。后来，因笔名用得多，他便以笔名行世，各种登记表上也用笔名，真名反倒被人们忘记了。
先生少年时命运多舛，9岁时父亲病故，11岁时母亲去世。他只有领着两弟一妹靠父亲留下的二百两银子艰难度日。在普洱读中学时，父亲的同僚为他谋了个电报生的位子，他半工半读，于1918年6月在普洱中学毕业。后来虽然他在广东读过大学，担任南京《新亚细亚》杂志社的编辑，但他并不愿意对外宣传，而更愿意以自学成才的形象出现。难怪姚荷生在《水摆夷风土记》中称他“少年时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得到什么遗产，完全凭自己优秀的头脑，不断地学习和勤勤恳恳地工作”，“成了边地进步的象征，佛海的意见领袖”。
1921年，他与西双版纳最高行政长官──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局长柯树勋之长女柯韵桐在思茅结婚，1923年，李先生辞去思茅电报局工作到车里发展。1925年他担任富滇银行车里（今景洪市）分行经理。二年后，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把他调到昆明，担任党务工作，这使他与云南的上层建立了一些联系。随后，他在云南省建设厅、教育厅、西双版纳各县当一些教育局长、合作社经理、政府秘书之类的小官，并把家迁到了佛海县（即今勐海县勐遮镇）。这段时间，李先生先后著译了《车里》、《泐史》（傣族史）、《暹程记略》及《车里宣慰世系考订稿》（傣王宫廷史）、《滇边失地孟艮土司之考察》等著作。
大约在1923年，纳西族商人杨守其联合腾冲洪盛祥、鹤庆恒盛公麝香号、腾冲云和祥等发现了一条从佛海经过缅甸再到印度葛伦堡，并转运进入西藏的运茶之路，此时，西双版纳茶叶生产和加工中心从六大茶山和思茅转移到佛海。从1923～1938年，佛海从过去只有一家茶庄发展到二十多家。
百年普洱茶路
历史上，茶大多是以产地命名的，普洱茶也不例外。尽管普洱茶的产地在今天的西双版纳，但那时西双版纳是普洱府辖地的一部分，并且，普洱又曾经是这些茶外运的主要通道，因此，普洱茶就以大地方命名了。在清代，普洱茶的销售主要有四个方向：一、通过四川的叙府（今天的宜宾）运往四川、湖北、京城等地；二、通过老挝、越南出口香港、南洋；三、通过大理、丽江运往中甸、大凉山、西康等藏、彝地区拉萨和成都方向。这三条路运输的都是紧压茶（早期成都方向也是散茶为主）。第四路为云南本省销售，主要是散茶。
那时，滇茶进藏道路艰辛，除去大雪封山的时间，每年只能跑一个来回。沿途还时常发生的土匪抢劫、寺院搜刮、部落之间的战争，军队的劫掠也使这条路成本奇高。杨守其他们发现的这条新路虽然要穿越两个国家，运输路程加长，运输方式也混杂着马帮、汽车、火车、轮船等形式，但终究是现代化运输为主，没有土匪，安全性非常高，同时，时间、金钱上也都大大地节省了。
民国时期，边地的公务员工资是很低的，但土地并不要钱。李拂一为补贴家用，申请了百余亩茶山，于1930年，在佛海开起了自己的茶庄——复兴茶庄。当时，佛海主要生产蘑菇头紧茶，这种茶虽说制作工艺比较麻烦，但用料粗老，价格低廉，西藏方面需求量极大。复兴茶庄也是生产紧茶，年产量二三百担。此外，佛海还生产另外两种茶，一种是砖茶，一种是圆茶（现名七子饼茶），主销缅甸、泰国。经常往来于其间的李拂一也想改革，他发现泰国、缅甸的咖啡馆都在卖印度、锡兰（今斯里兰卡）红茶，如果能用勐海茶制作成红茶，市场前景无限。1934年，他将自己试制的红茶寄到汉口，请专业评茶师审评，认为品质优良，气味醇厚，但不知何故，最终没有形成生产。
也是在1934年4月，李拂一以体弱多病为由，辞去南峤县（辖今勐海县勐遮、景真等地）教育局长，回佛海担任教育局长，这样可以更好地照顾茶庄的生意。那时，佛海最大的茶庄是腾冲董家（总号洪盛祥）开设的洪记（经理姓叶）和鹤庆张相时（总号恒盛公麝香号）开设的思茅恒盛公号，这两家资金充足，运输量也比较大。洪盛祥由于在缅甸、印度经营石璜、翡翠、茶叶等物资，资金相当充裕，并与当时主政的英国殖民者关系密切，因此，他们可以在沿途印缅各地委派自己的代理人帮助包装、理货、联系陆运海运等。而那些中小茶庄做这些工作则需要花很高的成本，加上中小茶庄银根紧张，他们往往要向印度放债人借高利贷，茶运到印度的葛伦堡等待和藏商交易的时候，他们又急于出手，好还掉债务。而此时，洪记就开始降价倾销，压低市场价格。当这些小商人以较低的价格卖掉茶叶离开葛伦堡后，洪记又把茶价提起来。这样，吃亏的永远是中小茶庄。云紫轩普洱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拂一联合佛海当地的中小茶庄，成立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李拂一任经理，由公司负责在沿途寻找代理，在加尔各答、葛伦堡租用仓库，统一运输，统一销售。一时各茶庄如周文卿的可以兴（李拂一最忠实的盟友）、马鼎臣的鼎兴号、王球时的时利和（后加入反对联运的阵营）以及一些边民的合作小茶庄纷纷加入。
被遗忘的制茶工艺
由于长年生活在茶区，又亲自经营茶叶，李拂一对整个思普区版纳的茶叶非常熟悉，因此，他在1933年出版《车里》一书时，专节对当地的茶业作了介绍，并在他担任主笔的南京《新亚细亚》杂志撰写了《西藏与车里之茶叶贸易》一文。一九三八年，李拂一受省政府委托，去泰国、越南侦察日本人的动向，在回昆明汇报的时候，他顺便写就《佛海茶业概况》一文，文中对佛海——包括从佛海出境的车里（今景洪县）以及南峤（今勐海县）等地的茶业从产量、质量、制法、包装、运输、价格等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其中有一段文字是介绍当年的紧茶工艺的：“‘紧茶’”以粗茶包在中心曰‘底茶’，二水茶包于茶底之外曰‘二盖’，黑条者再包于二盖之外曰‘高品’。一般将各色质量，按一定之层次同时装入一小铜甑中蒸之，俟其柔软，倾入紧茶布袋，由袋口逐渐收紧，同时就坐凳边沿照同一之方向，轮转而紧揉之，使成一心脏形茶团，是为‘紧茶’。‘底茶’叶大质粗，须剁为碎片。‘高品’须先一日湿以相当之水分，曰‘潮茶’，经过一夜，于是再行发酵。成团之后，因水分尚多，又发酵一次，是为第三次之发酵，表理皆发生一种黄霉。藏人自言黄霉之茶最佳。”
这段文字中，李拂一对发酵的描述并不完善，如果再参考范和钧先生《佛海茶业》的记录：“须高品、梭边各百五十斤，概须潮水，使其发酵，生香，且柔软便于揉制。潮时将拣好茶三四篮（约百五十斤）铺地板上，厚以十寸为度，成团者则搓散之，取水三喷壶（每喷壶之容量为一○六盎斯）匀洒叶上，然后用耙用脚，翻转匀拌，又再铺平，洒水拌搅至三次为止。大约每百斤茶用水六百三十六盎斯（约三十斤余），茶与水之比例为七七与三三（此处有误，应为六七与三三之比-笔者注）。潮毕则堆积一隅，使其发酵，热度高时中心达华氏一○六度，近边约华氏九十二度。皮面易被风干，故须时加以水，曰被单水。水量为一壶半。如为细茶，则所须水量较次。潮工非熟练者不能胜任，水量过多，则茶身易于粘袋破烂，且干后收缩，茶身变小不合卖相。过少则揉时伤手，且分量太重，不适包装轮运。底茶绝不能潮水，潮水者内起黑霉，曰中心霉，不堪食用，劳资纠纷时，工人时用此法，为报复资方之计。”则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当年的发酵工艺，由此可以搞清一个困惑我很久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印度人多年来觊觎云南茶在藏区的销量，他们在印度仿制的心脏形紧茶却总是中心发霉而无法被藏民接收？可见，技术的细节决定了一个产业的命运。
李拂一先生的文中还指出，佛海除生产普洱茶外，由于佛海茶价格低廉，如制成红茶，则在南洋的销售价格将是印度、锡兰茶价格的一半，竞争力相当突出，如运往欧美，“前途之发展，尤为不可限量。”而恰在此时，他在昆明遇见了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寿景伟，寿对他的见解非常认可。是时，中国东部传统的出口茶产区已经沦陷，寿也正在为中俄，中美之间以茶叶交换抗战物资寻找新的茶叶产区。所以，当年12月与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联合成立云南中国茶叶公司时，他立即委任李拂一为云南中国茶叶公司的职员。
佛海风云
虽然有李拂一的报告，但云南中茶公司仍然对佛海当地的茶树品种、茶叶资源、政治、经济、金融、民族、民智、劳工等状况等是否适合设厂并不十分明了，为慎重起见，拟定计划之后决定先派范和钧前往调查。1939年4月，范和钧带着清华大学毕业的张石城来到缅甸，等待正在印度处理联合贸易公司仓库着火、紧茶被烧事件的李拂一。随后，他们一起回到佛海。在佛海，范和钧住在李拂一家，每天，他们共同调查茶业情况和边区经济、政治、文化情况，招收学生，筹措生产资金，共同展望未来。此时，李拂一历年所积累的气象报告和对西双版纳、印、缅等地的考察笔记对范和钧帮助极大。同时，李拂一利用在当地的人脉把当地几大茶庄的子弟和自己的学生，介绍到筹备中的茶厂当职员（职员的地位比工人高），他们相当肯干，是茶厂与当地少数民族打交道时的重要力量。
8月，在李拂一的帮助下，范和钧试制出白茶一种，红茶三种，绿茶二种，砖茶二种，紧茶一种，老青茶三种，共1170市斤。随后，他将这些茶样分寄香港及伦敦各处，探询市场的评价。
1940年1月，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的前身）正式成立。为了给茶厂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云南方面委任南洋华侨，汪精卫的亲戚梁宇皋（马来西亚建国后，历任马来西亚司法部长、卫生部长、马六甲州州长等职）为佛海县长兼富滇新银行佛海分行经理；同时成立佛海服务社。服务社的业务和权力非常大，有金融的，有百货的，也有医疗、交通运输等方面。服务社的理事长是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的缪云台，范和钧兼经理。由于李拂一具有办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的经验，服务社的运输股长就委托李拂一兼任，同时，他也是佛海茶厂不领薪水的专员。此时，佛海茶厂的房屋还没有完全建好，范和钧与职员们还住在李拂一家。
1941年，佛海服务社借助自己具有政府、银行背景，资金充足的优势，开始经营紧茶进藏的联合运输（简称联运）业务。首先，加入联运的中小茶庄可以向云南中茶公司申请低息贷款，答应他们茶叶运到葛伦堡后，按销售利润，大家分成。那些没有贷款的茶庄也可以将自己的茶卖给联运。
联运方面先是将范和钧的妻舅汪师艺派往缅甸的景栋，做办事处的联络员，随后又改派另一个上海人金松明负责。他们购买了六辆汽车，李拂一过去的客户缅甸人伍温、台湾人郑崇英、纳西族商人杨守其则在景栋、仰光、加尔各答等地协助理货。沿途的总协调自然就落在李拂一身上。1941～1942年，茶厂和服务社一共运往葛伦堡紧茶一万多担，运往加尔各答绿茶78箱。同时，他们还向易武同昌号订购了400担圆茶（七子饼茶），加上茶厂生产的红碎茶，红茶和圆茶通过联运，作为外销茶销往了缅甸、泰国、印度。
联运工作是相当复杂和艰苦的，首先要跨过两个不同的国家，当地的英国殖民者看到这么多茶叶过境，认为有利可图，就公布政策，开始收过境税。
中方借助领事馆和中茶公司，力陈这些茶是内销茶（殖民时期缅甸只属于印度的一个省），用料粗老，对印度茶业没有影响；同时，收过境税不符合中英已签署的外交条约。最终加税政策被取消。另一个在印度的大麻烦是，绿茶运到加尔各答后也被海关扣留，要求上税。同时，李拂一昔日的朋友勐海的洪记、恒盛公、思普企业局（由财政厅主办）、王球时、勐海土司等人认为联运影响了他们的利益，筹集巨资，不断晋省公关、告状。最严重时，思普企业局总办白孟愚带人用枪托将佛海茶厂的三名员工打成重伤。李拂一非常气愤，于1941年3月25日在缅甸《中国新报》，用笔名发表文章，公布这一令人气愤的事件，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
内部，由于工作的见解不同，以及一些利益冲突，范和钧与梁宇皋、傅孟康（原是恒盛公勐海茶厂经理，此时为佛海服务社理事）、李拂一等人产生一些矛盾，最终导致范辞去服务社经理，专任茶厂厂长，所留服务社经理一职由李拂一接任。
1942年夏，日本人攻入缅甸，李拂一和联运办事处撤回佛海，留在缅甸未运走的两千多担紧茶或是被炸，或是被日本人没收。而1942年在佛海收购的紧茶还有三千多担没有运走，他们将这些茶疏散到当地的各个茶庄。这样，即使某一个茶庄被日本飞机轰炸，损失也会小一些，分散一些。
范和钧带着茶厂的大部分员工撤走了，只留下少数几个职员留守。茶厂的厂房、设备、枪支以及收购来的紧茶都归李拂一调动，他的职务是佛海茶厂主任。又由于他担任校长的佛海师范学校搬往思茅，李拂一只能思茅、佛海两地跑。
1942～1945年，佛海茶厂每年只做少量的高档白茶和红碎茶，以维持开支。分散存在各茶庄的紧茶，由于战时道路不畅，人心惶惶，几年没有销售。直到1944年，开始有商人寻价。勐海的茶庄思茅恒盛公号兜了很大一个圈子，通过云南中茶公司丽江办事处订购这批紧茶。而此时，鼎兴号老板马鼎臣则直接在勐海与李拂一接洽，将存茶中品相较好的抢先挑走。这批紧茶到1945年全部售完。由于佛海紧茶几年没有进藏，这批老紧茶都在西藏卖了好价钱，马鼎臣和恒盛公也都收益丰厚。
随后，李拂一当选云南省参议员、车里（今景洪市）县县长，离开了佛海，佛海茶厂的留守工作交给刀国栋、周光泽两人负责。又由于有人控告李拂一与青年党联系密切，试图走当年岳父的道路，在泰国、缅甸、西双版纳的傣族地区搞独立王国，他被迫辞去了县长职务。辞职后，他办理了华侨证，以华侨身份在昆明经商。1949年他与省建设厅林业改进所主任何宏德一起赴台湾学习樟脑制造提炼技术，他的身份是佛海绅士。走时，他多年抄录的边疆文献、社会调查、气象记录以及茶庄的卷册、账本、日记等都留在了勐海，由于社会的变迁，全部损失，殊为可惜。
1950年2月，他被李弥请去金三角，跻身于军事、政治的决策层，他的日记、著作等是那个时代的重要文献。撤军后，他在台湾出版了《十二版纳志》、《镇越新志稿》、《鸡卦图谱》、《复庐存牍》、《南荒内外》等著作。
2005年笔者去台湾，来去匆匆，没能去拜访李先生，心中很是遗憾。2007
年，笔者又委托台湾的朋友去采访李拂一先生，那时的李先生精神矍铄，对我的采访提纲给出了很多有用的回答。
2009年6月，李先生的秘书通过电子邮件告诉我：“李爷爷现在的身体很虚弱,如果您想与他进行访谈,以他现在的状况,他没有办法一次讲很久的话。
”但她还是转述了李先生当年和另一个茶庄的老板纳成芳在勐海打老虎的故事。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复我的采访。
李先生走了，带着超过一个世纪的记忆走了，他做的普洱茶也没有样品留下，但他对普洱茶，对边地民族文化研究的贡献，却会永远被人们铭记。
李拂一先生在昆明与民国思茅著名茶庄雷永丰、大有庆后人雷溅波及家人合影。前排左四，李拂一；左五，雷溅波；左六，李拂一女儿；左三，雷溅波夫人，她和李拂一女儿是干姐妹。其外祖父为茶界领袖，开创雷永丰茶庄，其父开创大有庆茶庄。余为雷溅波家人。
